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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二胎概念股」董登新:茅台三大危机冷思考

【董登新:对茅台三大危机的冷思考】要重点关注贵州茅台的三大“硬伤”或三大危机:一是不能出国;二是价格双轨制;第三,权力寻租和腐败。这也是长期投资者不能忽视的关键问题。(中信经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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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A股,第一只高价股票和第一只市值股票,贵州茅台没有对手,遥遥领先,地位不可动摇。在A股市值排名前五的公司中,排名如下:贵州茅台(白酒)、中国工商银行、五粮液(白酒)、招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。其中,白酒企业占据两个席位,这是A股,的特色,但绝不是中国产业结构的特色。

截至2021年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,贵州茅台A股收盘价创下2601元的历史新高,市值高达32674亿元,超过工行、招商银行、A股中行的市值总和,其中A股工行市值14155亿元,A股招商银行市值11253亿元,A股中行市值6745亿元

根据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,基金在贵州茅台的公开发行超过1400次。此外,还有很多神秘的私募基金;同样,五粮液在基金,也有1100多个公募,当然,私募和基金也在其中。

基金聚贵州茅台有没有“抱团热身”的嫌疑?无论答案是甚么,基金,公开招股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组合的确存在“同质化”的现象,对“基层市民”不利,而且肯定有风险。

但是,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茅台的股价能走多远?“头”在哪里?谁是最后一个伟大的“接力”或买单?在这里,我们想重点谈谈贵州茅台的三个“硬伤”或三大危机:第一,我们不能出国;二是价格双轨制;第三,权力寻租和腐败。这也是长期投资者不能忽视的关键问题。

(1)茅台简史:30年规模扩张,收入巨大

1986年,“贵州茅台酒厂”正式挂牌。

1989年全面恢复手动踩音。当年茅台酒销量首次突破1亿元。

1996年,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将“贵州茅台酒厂”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,并更名为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(集团)有限公司”(以下简称“茅台集团”)。

1999年,茅台集团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。

1999年,“贵州茅台有限公司”(以下简称“贵州茅台”)成立。2001年,贵州茅台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,成功上市,融资20亿元。

2007年,贵州茅台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50亿元。

2010年,贵州茅台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0亿元。

2012年,贵州茅台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200亿元。

2013年,贵州茅台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300亿元。2012年12月,爆发“增塑剂事件”,极大地损害了白酒行业的活力,阻碍了杠杆扩张的势头。-贵州茅台2013年和贵州2015年的收入一直徘徊在300亿元以上。

2016年,贵州茅台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400亿元。

2017年,贵州茅台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600亿元。

2018年,贵州茅台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700亿元。

2019年,贵州茅台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800亿元,为888.5亿元。

2020年,贵州茅台的原始收入将超过1000亿元,但年报预披露贵州茅台的预计收入约为977亿元,净利润约为455亿元。

不过贵州茅台的“暴利”确实名副其实。根据2019年年报,贵州茅台毛利率高达91%,净利润率接近50%。有可能保持这种形式

相比中国先进的制造业,贵州茅台的“暴利”程度更让人印象深刻。贵州茅台虽然营收不到格力电器的1/2,但净利润接近格力电器的2倍;同样,贵州茅台的收入不到宝钢的1/3,但净利润却接近宝钢的4倍。这足以说明,贵州茅台作为传统酿造企业,其“暴利”能力远远超过先进制造企业。

(2)茅台知名度:出口销售占比只有3%左右

2021年1月21日,胡润排名发布。中国200强品牌总值9.2万亿元。其中,贵州茅台品牌价值增长63%,首次突破1万亿元,连续第三次成为“最具价值中国品牌”;排名第二的天猫品牌只有4900亿元;五粮液的品牌价值翻了一番,达到2950亿元,在上升排名第五。按市值计算,五粮液与A股:的前五名“惊人地相似”。两家白酒公司位列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前五名。这样的排名永远不能代表中国产业结构的真实水平。

贵州茅台是中国最知名的白酒酿造企业,并声称与苏格兰威士忌有关

、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酒之一,甚至还有人称之为中国的“可口可乐”。然而,大家不要忘了,作为世界品牌,在国外必须要有足够的知名度和销售量,否则,只能关起国门号称“第一”。

  事实上,从出口外销规模来看,茅台出口只相当于威士忌、白兰地的一个零头。

  2019年,苏格兰威士忌出口达到49.1亿英镑(约合70亿美元),在全球106个市场出口(按70cl瓶装规格)数量相当于13.1亿瓶。

  另据法国科涅克管理局发布统计报告,在2018年7月31日至2019年8月1日一年时间,科涅克(Cognac)白兰地出口达2.111亿瓶,出口总值达34亿欧元(约合41.5亿美元)。

  2019年贵州茅台出口总值约为4亿美元,大体相当于英格兰威士忌出口总值的5.7%。2019年贵州茅台外销比例只有3.15%,海外华人是其主要消费者,当然,也有一些国人借出国之机,再从国外“回购”一些茅台带回国内。据传,为了迎合外国人的口味,贵州茅台在配方上作了若干改良,使其口感更甘甜、更柔和,但效果不佳。

  由此可见,贵州茅台要想走出国门,成为世界知名品牌,还有很远的路要走,它离跨国公司的差距更遥远。所谓品牌价值,不能只是关起国门来“大概加估计”。

  (三)短缺经济+饥饿营销模式:价格控制与配额销售

  由于历史原因,贵州茅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一直沿袭了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时代的计划配售、凭票供应模式:经销商按计划分配,定量供应,计划指导定价。很显然,贵州茅台并非国计民生之类的基本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,其销售模式却仍保留计划配售、凭票供应、定价管制,这是计划经济的残留与怪胎,与市场经济精神格格不入。

  根据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,茅台国内经销商为2401家,国外经销商106家。一直以来,贵州茅台直营渠道营收比重大致在5%至10%之间,经销商渠道营收占比高达90%以上。

  贵州茅台在生产环节“暴利”的前提下,经销商在整个流通环节也是十分“暴利”的。这就催生了一套非常固化的经销商“套利”模式:假设经销商从贵州茅台提货10吨,只需要出货5吨便可以收回成本,剩下的5吨囤货待涨,成本就此锁定,剩下的全部是利润。

  (四)贵州茅台“价格双轨制”:钱权交易与权力腐败

  众所周知,价格双轨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的,它是同种商品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价格管理制度,主要涉及粮食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。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产物,在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时代,它曾产生过积极作用,但由于“价格双轨制”产生的差价暴利,滋生了权力寻租空间,也就产生了“官倒”“倒爷”腐败现象。

  时至今天,贵州茅台却一直沿袭着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下的“价格双轨制”模式来定价和销售,人为主观制造“饥饿营销”的市场环境与氛围,让消费者在正常价格下很难买到茅台酒,但茅台经销商囤货惜售、黄牛党炒货、串货与假货等各种乱象频发。

  特别申明:以下有关“腐败”表述直接引用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文字材料。

  在“价格双轨制”营销模式下,谁掌握了贵州茅台的配额权、配售权、审批权,谁就握有贵州茅台的生杀大权,就会拥有谋利、腐败的机会。一瓶500毫升装53度飞天茅台酒的出厂价是969元,市场指导价是1499元。然而,由于供需关系紧张,想以指导价买到茅台酒很难,商超、专卖店的价格大多在2000元以上,只要拿到酒就能挣到钱。于是,在权力染指下,茅台专卖店成了酒中“4S店”,严重污染了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。近12年来,茅台集团共有五轮高管因涉嫌违法被抓捕,所涉及的职位越来越高。茅台集团屡出腐败的根源究竟在哪?

 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,自2019年5月茅台集团原党委副书记、董事长袁仁国被通报“双开”至今,茅台集团及其子公司已有至少13名高管被查。一系列问题随之浮出水面:茅台“靠酒吃酒”腐败的根源在何处?存在哪些制度漏洞?管理混乱背后是怎样的政治生态?

  2020年1月12日,反腐电视专题片《国家监察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,在第一集首次曝光了贵州茅台触目惊心的腐败窝案。

  袁仁国从2000年起就先后担任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、党委书记、董事长等职务,重大事项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。他利用手中权力违规批专卖店、批“后门酒”,谋取巨额私利,最终走向违法犯罪。袁仁国一方面长期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搞攀附权贵、搞政治投机的工具,通过利益输送找“后台”、寻“靠山”。另一方面,袁仁国靠“批酒”大肆谋取私利。2004年以来,仅袁仁国妻子和儿女违规经营茅台酒就获利2.3亿余元,其多个亲属甚至司机也在袁仁国的帮助下违规从事茅台酒经营,并为其他不法商人牵线搭桥,充当权钱交易的掮客。一大批经销商、供应商千方百计和袁仁国拉关系、搭人脉,大搞利益输送,袁仁国办公室外的走廊,曾经每天门庭若市。

  以袁仁国案为突破口深挖,贵州省严肃查处了茅台集团原总经理刘自力、原副总经理高守洪等一批以酒谋私的高管,仅2019年就先后有8名集团原高管被逮捕,罪名均涉及“受贿罪”。其中,李明灿于2015年7月任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张家齐从2011年3月起担任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2020年7月7日,贵州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对其进行审查调查。

  销售系统也是茅台集团腐败的高发地带。2019年11月至2020年2月,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马玉鹏、原董事长王崇琳、原副总经理雷声、原华东大区经理罗爱军相继因涉嫌受贿被逮捕。早些时间,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聂永、原总经理肖华伟、原系列酒事业部负责人王静也分别因涉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,其中聂永、肖华伟已被判刑。这个腐败高发地带的产生,与茅台酒营销体系异化导致的价格背离有关。

  身为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崇琳之妻的李太明,为茅台酒经销商在签批零售茅台酒、增加合同计划量、专卖店日常管理等方面谋取利益,非法收受名牌手提包、手镯、珠宝项链等财物。王崇琳、李太明夫妻双双受贿暴露出的茅台“近亲繁殖”、家族式腐败等问题同样触目惊心。

  2019年,贵州省监委驻茅台集团监察专员办公室挂牌成立,权力的笼子进一步扎紧。2020年4月27日,贵州纪委监察委网站披露,该省2019年狠抓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,已严肃查处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397起,处理379人,党纪政务处分284人,移送司法机关80人,督促取消通过违规违纪违法手段获得的茅台酒经营权。

  (五)建议贵州茅台废除固定渠道和价格管制

  贵州茅台是垄断专卖品吗?当然不是!它比国计民生的石油还重要吗?为什么要垄断销售和定价?为什么要专卖?

  贵州茅台真的是稀缺品、奢侈品吗?它比黄金、钻石还稀缺、还珍贵?黄金与钻石的销售与价格不受任何管制,为什么贵州茅台还要采用计划经济、短缺经济时代的计划分配、价格管制?

  贵州茅台既然是奢侈品,而非基本消费品,更不是消费必需品,就应该完全放开市场和价格,由国家税务局开征高额奢侈品消费税,让奢侈品消费者多纳税、多消费。这难道不好吗?

  目前中国白酒(包括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)消费税从价比例税率为20%,这对普通白酒(比方,每瓶价格在100元以下)而言是适当的,但对纳入奢侈品的白酒系列(比方,贵州茅台和五粮液)则应提高其消费税率,可以参照烟草消费税率来执行。

  中国现行香烟消费税税率:在生产环节,甲类卷烟为56%、乙类卷烟为36%,雪茄烟为36%,烟丝为30%。批发环节,对所有卷烟按11%的税率征收从价消费税。

  只要将贵州茅台的消费税率提高至香烟水平,就可以完全放开茅台酒的销售和价格,废除经销渠道,废除统一定价,废除销量配额,所有烟酒商店均可采购销售,价格自定,利国利民。

  不过,直至今天,贵州茅台仍然没有找到解决“价格双轨制”问题的办法。

  在2021年初的经销商大会上,茅台提到了第三方渠道直销投入的问题。茅台方面表示,茅台将把市场统筹作为关键任务,持续优化自营体系,统筹实施非均衡精准投放,同时以商超、电商、团购等渠道为重点,加大直销投放力度,实现新老渠道的错位发展、互为补充。

  但这只不过是换了个花样,依然是“新瓶装旧酒”,毫无意义。目前,单瓶53度飞天茅台的市场价格为2800元以上,直奔3000元,这与1499元的市场指导价相去甚远。

  贵州茅台按计划配额投放在苏宁、京东、天猫电商平台上,更是加大了草根炒酒的侥幸。你打开近期的短视频搜索,就有许多主播分享线上抢购茅台的技巧和攻略。比如,苏宁非会员只能在每周一、三、五抢购茅台,但只要每年缴纳149元会费就可以成为苏宁普通会员,每周一至六均可以参与抢购茅台的活动,抢中者按固定价格1499元付款。有个小伙子在一个月内从苏宁和京东共抢中5瓶53度飞天茅台,他在天猫没有抢中。他说成交价1499元,转手可卖2500元,5瓶可赚5000多元,比打工划得来。还有一位神秘主播说一次下单抢到了200瓶。

  长此以往,贵州茅台将成为继“房住不炒”后的第二个反面典型:“酒炒不喝”!从全民炒房转向全民炒酒?

  由此可见,贵州茅台三大危机之首是“价格双轨制”,这是权力寻租与制度腐败的根源所在。因此,贵州茅台必须砸碎“饥饿营销”的计划经济模式,全面、彻底放开酒价和销路,还奢侈品本来面目,还有钱人消费的自由与公平。切莫以照顾穷人为借口,管制价格和销量。

  贵州茅台如果不能彻底废除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营销模式,则权力寻租与制度腐败难以根除。更何况,茅台毕竟只是烧酒,其销量与价格的完全市场化,不会有任何阻力,只会对贵州茅台更有利,而且也绝对动摇不了国之根本,其酒价完全市场化也不会影响国计民生,甚至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。

  最后提醒各位:请不要过度“神化”贵州茅台!让它安静地揭开面纱、走下神坛,还原烧酒的实质。

  (作者:董登新,系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)

(中新经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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